全球氣候治理的道義性話語權

 國際話語權與國際道義呈現為正相關關系，即遵循國際道義能提升國際話語權，違反國際道義會削弱國際話語權。道義會對國家力量產生作用，即遵循或違反國際道義原則能提高或削弱國家權力合法性。根據理性主義的假設，國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因此其行為過程也具有選擇性。在選擇過程中，倫理因素如人類同情心、正義感和道德意識等也會成為國家不得不考慮的內容。全球氣候治理的關鍵在于克服奧爾森所描繪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即通過集體行動來取代個體行動，達到個體通過參與集體行動的收益大于單方行動的收益，最終實現國際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標。由于對氣候變化的科學認知、經濟利益訴求和政治意愿等方面的差異，不同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所采取的立場也不盡而同。在這種情況下，全球治理進程逐漸形成的氣候倫理，包括全人類共同利益、公平正義、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原則等，就成為約束國家氣候政策選擇的道義標準。

全球氣候治理實踐證明，道義性話語權與國家實力大小沒有必然關系。美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簽訂之初，曾積極領導和推動達成了公約目標、基本原則和各方承諾，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但隨著美國先后退出《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xié)定》，其道義性話語權遭到極大削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美國退出《巴黎協(xié)定“是一件令人極其失望的事”，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認為對于美國、美國人的利益和地球的未來，特朗普的決定都是個錯誤。中國自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以來，堅持在溫室氣體減排問題上必須遵循“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原則”，堅決維護發(fā)展中國家的群體利益，道義性話語權不斷提升。在美國退出《巴黎協(xié)定》后，中國表態(tài)“愿與有關各方共同努力，共同維護《巴黎協(xié)定》成果，推動全球綠色、低碳、可持續(xù)發(fā)展”，體現了負責任大國的國際道義形象。即便如此，中國的道義性話語權提升仍因巨大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身份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約。與之相比，小島國國力普遍弱小，但因其典型的氣候脆弱性和敏感性特征，也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獲得了較強的道義性話語權。小島國主要是憑借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本身所蘊含的國際道義來進行政治動員，通過與和自己政治立場相近的國家結盟、宣傳自己的危難處境來博取某些國家的同情、參與國際新規(guī)則制定等方式來積極提升道義性話語權。